为谁掌权，如何用权，这是每个领导干部不能回避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领导者个人在有限的任期内成就的大小，而且也关系到我们执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能不能落到实处，还关系到权力是否会异化和失效。笔者认为领导干部在掌权用权时要把握好以下十个关节点。

　　1.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点

　　担任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负责的是全局性的工作，应该具有较高的理论功底。领导干部既应是精通某一方面知识的专家，又应是掌握更多方面知识的杂家。

　　学习理论是为了解决实际中的问题，领导干部要下大气力把握好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点，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情况变化非常迅速，领导改革开放工作的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及时掌握新的实际，才能带领人民前进。

　　当前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点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还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着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喜欢“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有的干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习惯于到书本上去寻找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真理，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这种指导决不是将理论观点作为套话和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而是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条件加以运用。

　　2.科学和民意的交叉点

　　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思维科学都具有真理性。而民意所反映的往往是现象，具有常识性。科学与民意并不完全对等。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认为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大地是平的，这是现象。而实际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大地是球体。只有科学的东西才反映事物的本质。科学和民意虽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两者可以交叉，高明的领导者善于寻找两者的交叉点，倾尽全力推动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促进民意的不断成熟和提高，这样才能有所作为。

　　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当部分群众还不十分理解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时，领导者必须善于宣传解释，耐心说服等待。应当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认识了真理一定会为之奋斗。领导者不能当人民群众的救世主，更不能搞强迫命令。当前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也已经确定。改革是对各阶层人们的利益进行调整，必然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一些工人下岗或失业。因此一部分人对改革不理解，甚至产生不满情绪，这都是正常的。改革必须深化，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不能回避。要使中国的改革减少阵痛，领导者必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但同时要考虑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反对的改革就不能强制进行。操之过急，鲁莽行事，包办代替，脱离群众，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一事无成。

　　3.民主与集中的兼容点

　　民主和集中是党内生活中尤其是领导机关决策中经常会遇到的一对矛盾。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倡导的一项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其基本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努力在全党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国是一个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党的党员就有6450万。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必定是一盘散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客观地说，民主集中制在执行过程中，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往往是“顾此失彼”，“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今后应重点研究如何把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兼容起来。制度建设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更是我们新一代领导人进行“制度创新”的着力点。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必须在制度建设创新问题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

　　4.责任、权力和义务的对称点

　　领导者既是当权者，又是负责人；既要代表人民群众，又要领导人民群众，既是导师、设计师、领袖，又是人民的儿子和公仆；既指导社会实践，又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的责任，说到底是“向人民负责”。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应该对人民负责。我们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

　　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的义务观，就是邓小平讲的“领导就是服务”。服务比起责任和权力来，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的本质。一个领导者有权有责，都是基于为人民服务的需要。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其领导者不管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权力、责任和义务三者必须对称。权力是手段，责任是内容，义务是本质，三者是一个统一体。如果有责无权，则无法尽责；如果有权无责，便会滥用权力，甚至滋生腐败。

　　5.权力型影响力和非权力型影响力的配合点

　　领导者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关键角色，在群体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拥有比社会其他成员更大的权威和影响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领导效能的实现，关键在于领导者个人的影响力。即领导者在与部下交往中影响和改变部下心理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权力型影响力和非权力型影响力。

　　领导者权力型影响力即组织法定权，是上援的、外加的、强制的和压力性的，谁担任了某种职务即有了某种职务的权力，也就自然产生了权力影响力。权有“四两拨千斤”的分量，要把权力行使得恰到好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最好的支点，按辩证法和领导规律办事，切忌滥用权力。

　　非权力型影响力也称个人影响力，是下援的、内在的、自觉的和动力性的影响力，它是领导者本身的品质、知识、才能等素质及其行为所产生的。主要是领导者有胆有识，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敢于拍板，有决策能力和强烈的号召力。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中党的领导者中善于运用非权力影响力的典范。新世纪的中国现代化伟业需要成千上万个像周恩来那样的领导者。

　　6.各方利益的共同点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然存在阶级和阶层。每个阶级和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原则及要求。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经常关注各方面人群的利益，尽最大可能寻找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是我国近13亿人口中的主体，领导者制定政策、进行改革在有重点的同时，要兼顾绝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人们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都是大事。领导者要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听、主动想、及时办。要干让最大多数人受益的事，干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事。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的主要原则，但不是惟一的原则，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是任何领导者都必须研究的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高明的领导者要通过寻找各方利益的共同点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所管人群的安定团结，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7.竞争与合作的双赢点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因此，中国的领导者，在处理涉外关系中，必须把对方看成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可以合作的伙伴。在中国长达15年的加入“WTO”的谈判中，我国的高层领导面对美国和欧盟的过高要价，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考虑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尽最大努力满足谈判对手的要求，既斗争，又妥协；既讲原则，也有灵活性。最后终于完成与所有“WTO”成员的谈判，可以说这是一个在经济领域里达到双赢的典范。

　　基层领导者在有限的任期内，面对同级的其他领导者，在工作中也要坚持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一个高明的基层领导者，更多地要考虑如何与竞争对手的合作共事。能与人合作共事，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良好品格。要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严于律己，礼貌待人。多讲奉献，少讲索取，宽容大度，虚怀若谷。只有这样，同级的领导者之间才能共同在任期内，获得竞争与合作的双赢点，所在地区经济才有可能健康快速发展，社会才有可能全面进步。

　　8.风雨突变的转折点

　　当代中国与世界，一切都在变，有渐变、巨变，也有突变。由于不可预见的因素在逐渐增多，因此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由渐变转为突变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因此，领导者要时刻有忧患意识，信息灵通，见微知着，居安思危，以便在风云突变的危机关头，做到处变不惊，沉着应付。

　　9.两难处境的超脱点

　　在领导者的工作生涯中，既有顺境，也有逆境，而且往往是逆境多于顺境。领导人处在“内外交困”的氛围之中是常有的事。有些工作非常棘手，困难重重，领导者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应怎样做呢?

　　首先，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做好转化工作，要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乱为治、化险为夷。其次，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仗要一个一个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困难要一个一个地克服。战争时期，面对强敌，要避其锋芒，待机而发，出奇制胜。和平建设时期，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条件具备时果断决策，迅速实施。再次，领导者实在感到力不从心，无计可施时，应该坦然地急流勇退，主动辞职让贤，接受优胜劣汰、新陈代谢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知难而进固然可敬，急流勇退亦是明智之举。

　　10.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契合点

　　领导者掌好权、用好权，还要牢记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那句至理名言：“得天时地利人和者胜，不得者败。”但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是等不来的。高明的领导者要想取得工作的最大成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使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逐渐完备并使之重合起来。三个条件越是成熟，三者重合的面越大，工作成功的把握也就越大，成就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