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经济绩效意味着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方法就是改进制度。这包括建立统一的度量系统，创建有效的司法体系和执行机制，并发展制度和组织整合分散的知识，监督衡量合约的执行并裁定纠纷。这些活动直接的后果就是交易成本整体的急剧上涨，但上升的量总会被生产成本的大量下降所抵消资本主义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它的成果有好有坏，在次撒哈拉地带，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一些地方，却获得了飞速发展。那么怎么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是什么？

　　两者关系

　　制度是社会的激励机制，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和缺陷是很必要的。我们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可以解释制度的形成、它们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和演变过程以及它们怎样才能与新古典(价格)理论相结合。但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最近的一些关于从个人交易到非个人交易的转变，产权结构，和思想和环境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

　　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制度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建立这种制度。我们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会看到有很多问题，主要的经济绩效实际上取决于人类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我们必须要了解社会机构起到的作用，也必须要分析这些机构为什么起到的作用不尽如人意，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没有什么麻烦了。但是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问题。

　　说起制度来，有正式制度，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各种限制，正式制度就指的是宪法、法律，非正式的制度指各种各样的规章和限制，这种制度的执行可以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可以是第三人称的，这三者结合起来，组成了游戏规则。

　　举个例子，以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赛为例。比赛的规则有正式规则和一些非正式的规则，比如你不能够随意攻击对方，由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组成了比赛规则。很明显，比赛取决于这些游戏规则如何得以执行，取决于你犯规以后受到的惩罚到底有多严重，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了解有关各方的情况，以便对整个游戏、比赛进行架构。

　　正规的规章制度是由一些政治团体制定的，我们认识到政治团体的作用，如果是这个政治团体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促进游戏规则，那么它也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换取个人利益。我们必须要对此加以限制，竞争必须通过价格和市场，这很好理解，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选择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理解政治、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我们需要分析同样的因素，其中也包括执行的不完全性。正式的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组织制定的，所以首先我们应该必须模拟社会组织的偏好。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十章中提出了他的深刻见解，使我们知道了重要的社会组织悖论。如果一个组织强大到足以保证游戏规则得以实施，它也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不惜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为代价来实现它自己的目标。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强大但“受到约束”的社会组织。其中还涉及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信仰、规范和制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在新古典理论中，激励机制是依赖于特定的信仰体系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迥异的信仰体系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机制，也导致了面对同样不确定性时不同的选择。

　　在“9·11”灾难之后，理解这一点并不难。意识可以造就莫扎特和爱因斯坦，也能导致希特勒的出现，我们只有深入地研究认知科学才能对大脑和思想的运作有更充分的认识，才能确切地理解意识的作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拥有能够毁灭整个社会的武器，所以理解意识对于我们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个人信仰，还有可以给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供广泛支持的信仰。对于充满活力的社会来说，重要的是必须能够建起可以制定并支持这些经济制度的社会组织和能够提供激励机制的信仰体系。

　　美国例子

　　考察美国上个世纪交易成本的剧烈变动，美国经济从处理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移到了针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改善经济绩效的主要方法是对制度的改进。

　　在我的新书里，我曾经写了苏联的兴起和解体，我在那儿主要是想和大家讲一下，从1917年—1920年这个阶段，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这是很容易做的。但是为什么苏联衰退了？原因是非常直接的，我跟很多学者也进行过探讨，是因为苏联的一些机构不允许这种试验。

　　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到这种事情不断在发生。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其他国家，你会觉得很有趣，从个人转向非个人的交易，不止是在历史上，而且在现今都产生了一些阻碍。非个人的一些交易使得人们之间加强了联系，尽管他是一个陌生人，也会对你的行动产生一些影响。

　　西方国家的发展，从落后国家发展到20世纪成为经济大国，这是一个变化。我们可以来分析这些条件，找出交易成本的一些基础。

　　1870到1970间，交易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从占GDP的25%上升至45%，这反映了美国经济的重点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处理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移至针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

　　交易部门的增加反映了市场规模扩大下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深化。交换的次数随着专业化的深入而增加，必然导致交易的增加。

　　交易成本的上升源于以下活动：第一、产品和服务通常具有多种因素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果能衡量每一个个体因素我们就能更准确的界定产权，增加个人的效用并减少总的交易成本。

　　第二、有效的第三方强制力的发展依赖制度与组织，但个人为保护自身财产所投入的资源总是会起到补充作用。

　　第三、合约的执行需要付出监督和评价合约是否得到履行的成本，并对违约行为作出有效的惩罚。

　　第四、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越发达的社会，知识的分布就越分散，整合这些知识也就需要更多的资源。

　　改善经济绩效意味着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方法就是改进制度。这包括建立统一的度量系统，创建有效的司法体系和执行机制，并发展制度和组织整合分散的知识，监督衡量合约的执行并裁定纠纷。这些活动直接的后果就是交易成本整体的急剧上涨，但上升的量总会被生产成本的大量下降所抵消。

　　创新机制

　　究竟怎样的制度结构能够支持自由市场创新机制呢？

　　自由市场的制度不会自动生成，就像鲍莫尔所讲的那样“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很重要的一点。人力资本虽然很重要，但它并不足以保证创新总是能带来经济增长。这需要一套有力的激励机制，就像自由市场提供的机制，它保证了发明及其转化的产品从创新阶段就直接服务于生产并带来产量的增加。”

　　如果对合约的执行机制充满信心，合约就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成。但是个人化的交易与这种结构背道而驰。只要看看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法律体系就明白了。拉丁美洲的法律体系不仅不能对公众一视同仁，而且法律工作者还要受到政客反复无常的喜好的影响，在阿根廷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曾经大量出现。

　　除了产权和机制之外，我们要看的是技术。首先高科技企业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工具，因为要通过技术创新才能促进它们的发展。第二要把这些技术创新活动变得制度化、常规化。第三是这些企业家们要促进创新。第四就是法制。第五是技术交易和贸易，也就是说要主动地去寻求一些技术创新的机会，而且通过许可这种方式来租用技术。企业家必须有一些激励机制来推动。

　　20世纪早期美国知识产权系统的变化和司法界对这一变化所采取的对策，激励了企业在内部搞工业研究，并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而进行投资。由于联邦政府执行反托拉斯法的态度强硬，法院的裁决也肯定了专利权可以用来获得或保持市场地位，于是企业更有动力进行内部研发活动。而且更稳定的知识产权促进了知识产权市场的运转，使企业更易于用内部研发设施来获取技术。

　　美国20世纪产权的一些变化，确实提高了企业内部和外部创新的行为，激励创新、司法制度以及从外部来寻求发展。

　　我们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当这些技术应用于德国的化学工业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创新主要是来源于大学的一些科研活动，首先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他们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而且对大学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变革。

　　但起作用的并不只是司法系统的转变和反托拉斯条例。整合我们所创造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分散的知识所需要的不止是一个运转良好的价格系统。这项活动需要更复杂的结构。

　　斯坦福大学PaulDavid认为：“经济学迄今为止对什么样的合约安排、制度类型和组织政策对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有益(或有害)还缺乏研究。通过公共资助的学术或政府科研机构的成果，工业创新者可以利用理论上造成溢出效应的各种机制获取收益，但是直到最近，大部分研究私人部门研发行为的经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理解这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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