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贪内助”背后的公权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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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连帷帏之私和公事官事都分不清的糊涂官,不犯错才怪呢

上一期《廉政周刊》对近年反贪风暴的副产品——“贪内助”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交了一份“贪内助名单”(据8月16日《检察日报》)。有道是“妻贤夫祸少”,反之亦是。对那些家有贪妻的问题官员来说,变了味的枕头风,无疑是他们加速人生堕落的重要推动力。

我们应当看到,众多腐败官员后院失陷,最大原因在于他们根本不应该将“权力”带回家,让家人共享共用,一个连帷帏之私和公事官事都分不清的糊涂官,不犯错才怪呢。

私居不言公事,封建时代亦是官员必守准则。“衙内”现象、“贪内助”现象在我们身边不断增多,实质反映了一种不正常的权力递延潜规则,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实翻版。在缺乏社会监督的环境下,个别官员手中的权力仿佛有了磁性,沾亲带故者都能受到权力磁场的磁化,分享特权的实惠。打击这股权力家庭化、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劣风,最为紧迫的是,看好官员手中的权力,防止他们偷带回家公权私用。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历史上两位清廉好官。一个是魏文帝时代的护乌丸校尉田豫,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清俭约素,洁身自爱”,少数民族首领私下赠送的礼物,他不便回绝,但都记录在册送到公家仓库,从不往家里拿,留下了“私遗不入家”的佳话;一个是明朝永乐年间就任太子属官左谕德的杨士奇,供职非常谨慎,在私宅里从来不谈论公事,即使是最亲密友好的人都不能从他那里听到公务方面的事情,“私居不言公事”之典由此而来。如果我们的官员皆如上述两位,“私遗不入家”、“私居不言公事”,家人亲戚即使想贪占公家便宜恐怕也没有机会,更不可能让人排出几页纸都写不完的“贪内助名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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